前言
对于胡适,毛主席曾说:“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,我们托人带信给他,劝他回来,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。批判嘛,总没有什么好话。说实话,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,不能一笔抹杀,应当实事求是。到了21世纪,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。”
立场分歧
众所周知,在大众的认知里,胡适一直都以知识分子的面貌示人。他向往自由的改良主义,尤其不赞成暴力革命。说来胡适也是一个矛盾的人,他一方面认定国民党是国家的正统,同时又反对独裁统治。
胡适本人并不愿意参政,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个人独立和批评的自由,这从他后来很长一个阶段的生活轨迹便可看出。
1927年,胡适来到上海,并就任中国公学校长。三年后,胡适返回北京,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教授以及北大文学院长。
胡适曾发誓“二十年不谈政治”,但他本人却并没能真正做到这一点。
在30年代初的时候,胡适经历了由反蒋,识蒋,拥蒋的转变,他的政治态度也逐渐因为各种原因,逐步倾向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。
可即便如此,胡适对外始终以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形象自居。胡适貌似是站在了政府之外,但却很难做到超然独立,并以自己的学者身份,给予蒋介石政府以支持。
1932年年底,蒋介石和胡适生平第一次见面,胡适希望蒋介石能安心做一个“无为”领袖,而蒋介石则希望胡适能够在教育方面作出改革,以对付学潮。
胡适曾送给蒋介石一本《淮南王书》,关于为何送这本书,胡适解释说:
“依我的观察,蒋先生是一个天才,气度也很广阔,但微嫌过于细碎,终不能‘小事糊涂’。我与蔡孑民(蔡元培)先生共事多年,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,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。蔡先生能充分信任他手下的人,每委人一事,他即付以全权,不再过问。遇有困难时,他却挺身负其全责;若有成功,他每归功与主任的人,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。因此,人每乐为之用,又乐为尽力。亦近于无为,而实则尽人之才。词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。”
如今看来,胡适的这番话可谓一语中的,蒋介石能有后来的成绩绝不是凭空而来,必有其超然的能力,胡适看到了这一点,同时也看到了蒋介石的局限性,那便是不能尽信于人,而这是用人的一个大忌。
而从蒋介石用人的实例来看,显然没能领会胡适对他的规劝,而胡适对他“无为”的劝诫,更与他的为人处世相背离。
虽然胡适在政治上向蒋介石政权倾斜,可这并不代表他同意蒋介石的一切做法。胡适反对独裁,认为独裁政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,并希望蒋介石能够向民主的道路转变。
可不管胡适等人怎样争论,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建立起的“训政制度”。
1938年到1942年期间,胡适受到国民党政府任命,担任驻美大使、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。
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出现之时,胡适曾以中国代表团的代表,在美国旧金山,同中共代表董必武进行过一次长谈,主要探讨如何争取国家的和平与稳定。在整个谈话过程中,胡适全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。
1945年,傅斯年曾到延安进行访问,在和傅斯年的谈话中,毛泽东同他讲到,希望他代自己向胡适转达问候,后来,傅斯年通过文章的方式,向远在美国的胡适,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。
当胡适得知毛泽东即将亲自到重庆,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后,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,并给出建议。胡适建议,中共应该放弃武力,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,电报具体内容如下:
润之先生: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,感念旧好,不胜驰念。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,弟恳切陈述鄙见,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,爱惜中国前途,努力忘却过去,瞻望将来,痛下决心,放弃武力,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。公等若能有此决心,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,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。试看美国开国之初,节福生(现译杰弗逊)十余年和平奋斗,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。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,而和平奋斗之结果,今年得千二百万票,成为绝大多数党。此两事皆足供深思。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,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,将来和平发展,前途未可限量。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!
胡适毕竟是一介文人,不能清楚明白中国局势的复杂。毛泽东深知,当初正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,中共才遭到了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血腥屠杀,昨日惨痛的景象历历在目。
毛泽东深知独立武装的重要性,所以对于胡适的这一提议,自然不可能采纳。
对于这封电报的事情,胡适一直铭记在心,并在给司徒雷登书中的序言中这样写道:“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,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。当然,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。”
感念旧好,不胜驰念
其实早在蒋介石逃离大陆之后,对在知识界有很大影响的胡适,毛泽东还是希望能够拉他一把,让胡适能够留在大陆,不要跟着国民党跑。
当时毛泽东曾对人这样说:“你到北平,胡适捉不捉哦?还是不捉。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。”
季羡林也就这件事情说起过,当时胡适的一个学生曾经告诉胡适,延安方面传来请他留下的消息,继续在北大当校长并兼任北京图书馆长。胡适听后则只是笑笑,轻声说了一句:“人家,信我吗?”
1949年4月,在新中国成立前夕,胡适离开大陆赴美,开始了一段寓居美国的流亡生活。对于胡适的做法,毛泽东也有看法,并在1954年10月,在全国发起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。
毛泽东批判胡适,却并不代表他对胡适的全盘否定,尤其是胡适在学术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。毛泽东认为,胡适提倡白话文有功,在一些学术观点上的争论也是有建设作用的。
胡适虽然远在美国,可对于国内对自己的批判运动,他本人也有所耳闻,并对这件事十分关注,那段时间,胡适也读了许多“批胡”的文章和材料。
50年代的时候,胡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:“毛泽东不是我的学生,以他当时的水平,根本考不上北大。”胡适这句话因何而说暂且不做深究,而毛泽东当时究竟是不考还是不愿考却很值得讨论一下。
毛泽东曾与罗章龙说起这件事,当罗章龙劝说毛泽东报考北大时,毛泽东这样回答:“我在旁听北大课程的时候,发现内容过于陈旧腐朽,实在不值得浪费精力深入学习。”
从毛泽东的回答中便可看出,他没有去考北大,并非不能,实为不愿。毛泽东是心怀救国伟大抱负之人,但北大纯粹的学术思想研究某种程度上来讲,却是有些脱离了社会实际的。
不过,在批判胡适的同时,毛泽东也没有放弃争取胡适的工作。胡适离开大陆两个月后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,名为《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》,被视为是争取胡适的一种尝试。
1955年,毛泽东和科学家钱学森等人吃饭的时候,提起胡适时曾说:“胡适提倡白话文,要给他记一功。”
1956年2月,在宴请全国政协会议知识分子的时候,毛泽东再次提起了胡适,并说出了前言部分的那段话:“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……”
1957年,毛泽东的《蝶恋花答李淑一》被公开发表,社会各界纷纷予以好评,可其中却有一个不同的声音传出来,那便是来自胡适:
“看见大陆上所谓‘文物出版社’刻印的毛泽东《诗词十九首》,共九页。真有点肉麻!其中最末一首即是‘全国文人’大捧的《蝶恋花》词,没有一句通的!抄在这里。”
胡适对这首词的评价是在1959年给出的,并记录在自己的日记当中,他认为这首词押的韵脚不通,其实毛泽东也知道这一问题,不过他对此却说:“上下两韵,不可改,只得仍之。”这首词毛泽东为纪念杨开慧所作,其间包含了浓浓深情……
诗歌除格律之外还讲究意境,而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不严格押韵,则是为了保留诗词的意境,但胡适却把目光集中在了格律层面,这种评价显然是有失公允的。
胡适其人
胡适在美国生活了八年,始终都没有回过大陆,却在1958年回到了台湾,并出任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,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。
胡适曾支持蒋介石,后来又回到台湾,可蒋介石对此却并不买账,并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:“既要做官,又要讨钱,还要装什么‘独立学者’,人品简直卑劣至极。”
而在一段时间内,胡适曾被毛泽东视作“楷模”,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,曾加入由胡适发起的哲学研究会,这自然跟胡适的才华不无关系。
胡适1891年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,13岁那年,胡适到上海求学,学习成绩优异。19岁时获得“庚款留学生”资格,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,并在这所大学学习农业。
1915年,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哲学,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,并于1917年学成归国,应蔡元培之邀来北京大学做教授。
同年,胡适在国内著名的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文章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并在文中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,在国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。
1918年,胡适参加编辑《新青年》,并且在新文化运动中,成为除陈独秀、李大钊等人之外,一员新的旗帜人物。
《新青年》杂志在青年人中影响广泛,受到无数青年追捧,毛泽东便是其中之一。而对于仅大自己两岁的胡适,毛泽东心中也是十分钦佩。
毛泽东曾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起:“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,我就开始读一本杂志(《新青年》),我特别爱好胡适、陈独秀的文章,他们替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,一时成了我的楷模。”
因为曾经留学美国的原因,胡适属于新派教授,而他讲授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《中国文学史》等课程,很受学生的欢迎,前来听课的学生人数众多。
1918年的秋天,毛泽东为筹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来京,并在老师杨昌济的介绍下,在北大图书馆谋了一份助理员的差事。
北京大学是全国著名的最高学府,毛泽东因为在北大的便利,得以去聆听胡适等知名学者的讲课,受益良多。
胡适经常在北大第一院的第一大教室讲课,那里除了本校学生外,其他学校的学生没事也会去旁听,而勤奋好学的毛泽东便是胡适课堂的常客。
在北大期间,毛泽东曾在杨昌济的介绍下,专门去拜访过胡适,并在后来给他写过信件,向胡适请教新文化思潮的一些问题。
在北大期间,毛泽东加入了胡适发起的哲学研究会,还旁听了胡适关于实用主义的讲稿,曾把实用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。
毛泽东钦佩胡适,并和新民学会会员向胡适发出邀请,希望他到北大文科大楼举办学术座谈。对于毛泽东等人提出的问题,胡适均像师长那般,耐心给予回答。
五四运动之后,毛泽东回到湖南。当时,胡适在自己主编的《每周评论》上,进行了“问题与主义”的争论,并提出“多研究些问题,少谈些主义”的主张。
对于胡适发起的这场争论,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参与,但在他组织的问题研究会中,其中有很多都是胡适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。
1919年7月,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《湘江评论》,胡适得知这一杂志非常重视,并且在各种刊物公开向全国读者推荐,直言《湘江评论》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。
后来,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上发表了《民众的大联合》,胡适对此十分的赞赏,直言这篇文章眼光远大,议论痛快,能产生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,是我们意外的欢喜。
8月24日,胡适在出版的《每周评论》中这样写道:“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,数目很不少了,我们特别介绍两个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,一个是长沙的《湘江评论》,一个是成都的《星期日》。”
这年12月,毛泽东因为湖南“驱张运动”再次来到北京,并在闲暇时间拜访了胡适。毛泽东就是否有必要到国外留学的问题向胡适征询了意见,并表达了自己留在国内的倾向,胡适赞成毛泽东留在国内。
毛泽东后来提起这件事曾说:“求学实在没有必在什么地方的理,出洋两字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种迷。我曾问过胡适之先生,他以我的意见为然,并写过一篇《非留学篇》。”
当毛泽东告诉胡适计划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,胡适对此表示了认同,并建议毛泽东将名字改成自修大学。
胡适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说:“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,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,拿到我家来,要我审定改正。过了几天,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。不久,他就南去了。”
1920年5月5日,毛泽东因事来到上海,期间曾给胡适写去一封来信。后来,毛泽东经武昌返回湖南,热心于湖南的建设问题。
为争取胡适等文化名人对湖南的支持,毛泽东在返回长沙的第二天,便再次给胡适写去来信,内容如下:
适之先生:
在沪上一信,达到了么?我前天返湘。湘自张(张敬尧)去,气象一新,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。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,俟时机到,当详细奉商,暂不多赘。此颂
教安
一直到后来,在五四运动的阵营中,开始出现了分裂。在这种背景下,毛泽东疏远了倾向于改良主义的胡适,更愿意和主张社会主义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站在一起。
俗话说,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从那之后,毛泽东和胡适之间的直接交往开始减少,不仅早年的友情渐渐变淡了,甚至逐步走上了对立的地步……
1962年2月24日,胡适病逝在台北。而毛泽东曾经说过的:21世纪给胡适“恢复名誉”的预言,也提前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,得到了兑现。
对于胡适,历史终究给予了他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。